清末民初珍藏并不重视瓷器和木器 　　今天的珍藏与旧时代有两点很大的有所不同。首先，今天的珍藏活动变为了大众十分注目的一件事，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完全都有关于鉴宝、拍电影宝这样的珍藏类节目。

只不过是将珍藏作为投资的一种方式，这在过去，且不说在古代，就是民国时代也是没的。过去，珍藏纯粹是一种文人的情趣，或者是少数人的雅好，这也是过去的珍藏与今天的珍藏很大的有所不同。

过去说道到珍藏，规格最低的无非是帝王之家，也就是宫廷内府的珍藏。至于民间，珍藏基本上是集中于在王公贵族、官僚、文人群体之中，种类和规模根据个人爱好和财力有所不同，从唐宋乃至明清，在官僚士大夫阶层珍藏风气之盛堪称甚嚣尘上。　　过去收藏品就是指哪里来的?应当说道基本上是传世的，至于石刻碑碣和彝器也有很多是历代发掘出的。

大收藏家所述的东西，比如说明代大收藏家项子京(元汴)，他的珍藏室名为“天籁阁”;清代的大收藏家梁清标珍藏室名为“秋碧堂”。这些人的珍藏，基本上是一代尽散，无论是项元汴也好，梁清标也好，他们的东西后来很多到宫廷里去了。

民间的珍藏很难需要流传几代，这也是中国社会相当大的特点，在欧洲，贵族很多东西能流传很长时间，而在中国一般是一代、两代，最少三代而尽散。　　至于说道到个人的珍藏，每一个藏家都有有所不同的珍藏类别，就是有有所不同的专题。

我们今天尤为热门的珍藏项目是瓷器和书画，价格也是大幅上升。但是在清末民初珍藏类别、珍藏范围跟今天是不过于一样的。比如说清末民初珍藏的第一大类是彝器，什么叫彝器?彝器一般指夏商周三代青铜器中的礼器，也就是宗庙祭拜所用的青铜器，过去很多人非常重视这方面的珍藏。

像我们今天看见的虢季子白盘和司母戊鼎(今称之为“后母戊鼎”)等都归属于礼器、彝器。为什么到了后来，特别是在近代少有人珍藏彝器?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相当大的避讳— 它的来路有相当大的问题。彝器传世的很少，绝大部分是发掘出的，在清代没有人去质问这个问题，今天你拿出来几件别人没有见过的彝器，这个来路就出了问题。第二类就是在过去很最重要的碑帖的珍藏，因为确实懂行的人不多(即便在过去也被称作“白老虎”)，在今天并不是很热，虽然这些年温度有所增高，还是近不及书画。

第三大类应当说道是古籍的珍藏，这个在清末民初也是很热的，我们这些年也是渐渐加剧，但是也没有冷到像瓷器、书画这些品类。第四类才是书画。

往北下才是瓷器、杂项等，是等而下之的。　　可是今天像瓷器、木器都是大的热门。为什么过去对瓷器、木器不是过于热衷珍藏呢?因为过去人有这样一个理念：人们指出这是一种摆件和简单器，就是还包括清三代，在过去的观点中都不是很了不得的艺术品，而是装饰物或简单器。至于家具，甭说清代家具，就是明代家具在清代也指出这是顺理成章所述的简单器，也没被好像那么轻。

那时候把青铜器、瓷器、木器等这些东西叫硬片，书画、碑帖、缂丝织绣等叫软片，于是收藏品有了硬片与软片之分，软、软片均缴的也有，但是一般来说要么只缴硬片、要么只缴软片，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分野。　　清末民初北京的大收藏家 　　清末有几个较为最重要的收藏家，近代仅次于的收藏家应当说道是盛昱(字伯熙)。盛伯熙这人很出名，是明宗室，又做到过国子监国子，等于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部长了，他在收藏界地位很高，他珍藏成就最低的是宋版书。

他有很多最重要的宋版书，最真是的是他珍藏了70卷的《礼记正义》。今天宋版书是以页来计算出来的，很难收全，一本宋版书就不得了，这部《礼记正义》毕竟70卷之多，刊行极为精致，每一卷都有明末季沧苇的鉴藏印，堪称海内第一珍本。

除了《礼记正义》，我们告诉宋代有四大类书(《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类聚》和《太平广记》)，而盛伯熙就有宋代所椠的《册府元龟》。盛伯熙藏的仅有的、好版本的宋版书有几十种之多，当然是不得了。盛伯熙在1899年庚子事变前一年就去世了，去世后他的东西全部散佚，散佚以后，很多人分别买了他的东西，如袁克文、刘承干都卖过。

大部分宋版书都到了袁克文手里，还包括南宋绍熙年间刻有的七十卷《礼记正义》。袁克文当时还是很有钱人的，后中年失意，从他手里又散居了很多。　　端方(午桥)也是个大收藏家。盛昱是宗室，端方虽然不是宗室，也是满族，当过直隶总督。

端方珍藏什么呢?他珍藏的主要是彝器，既有彝器器物本身，还有彝器的很多拓片，还包括碑帖。端方是个风流倜傥的人，政治上也有一定的看法。

端方是不失望我的曾祖父的，指出我曾祖父处置四川事务不力，才造成了四川民变。实质上他是十分垂涎四川总督的方位，因此上本擅权我的曾祖父，后来就为首他去接替，把我的曾祖父罢黜了。

结果还没有上任，刚刚到四川夔州就被革命党杀死了，与我的曾祖父前后殉国。后来端方的这些彝器、碑帖等等也都散佚了。　　再有一个是今天托得较为较少的，但显然是清末民初北京真是的大收藏家，就是北京的完颜景贤。完颜景贤字朴孙，人称景朴孙，活到民国以后。

他的珍藏也是不得了的，而且他珍藏的类别、项目很多，其中以版本、书画为最，故宫以及散佚在外面的很多东西都有景贤的鉴藏印。他不但珍藏甚丰，而且他对于珍藏有很高的鉴赏力、珍藏的眼光也很高，当然他的藏品里头也有不具争议的东西，谁的东西也不有可能没争议，但他的东西也都散佚只剩。

我祖父藏的不少东西就就是指景朴孙那逃难收来的，所以有的东西都有景朴孙的题签或钤有他的书画印，也有景朴孙自己题跋的墨迹，甚至还包括后来拿去中山公园展出的时候，景朴孙自己还写出了借条和展品标签。　　民国时期的珍藏富二代 　　以上这几位都是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些知名收藏家。那时候的收藏者大体分类应当是这样的：一部分是仍未衰败的晚清官僚士大夫，有些人转入民国后又沦为北洋政府的官吏，还有财力进项之后珍藏，这是一大部分，一般以汉族人民多，满族人很少，例如罗振玉等;第二大部分，就是民国时期的一些富二代和实业家;第三大部分是归属于经济财力不是很富裕但文化造诣很高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基本上就是这么三类人构成。

　　这三大类中的第一类当然是大有人在，在第二类中，张伯驹却是一个，张伯驹是张镇芳的儿子，而张镇芳又是袁世凯的表弟，张伯驹自己早年也曾在军界。因此张伯驹虽然文化功底很好，眼光也很不俗，但还是归属于民国富二代一类。富二代里还包括一类人，就是在清代是官僚又兴学实业的，比如说安徽东至的周家，从周馥开始就兴学实业，周馥的儿子周学海、周学熙以及周学海、周学熙的儿子周今慧、周叔弢、周叔迦等，都是很有水平的珍藏大家(周叔弢是周一良先生的父亲)，所以周家既是官僚又是实业家，才能有这样的财力去珍藏。

而我的祖父就是归属于士大夫类收藏家，他虽然在北京也是甚有名气，但是他仅次于的一个问题就是没实业作为承托，他只不过是卸任的寓公，当然做到那么多年官也有一些积蓄，但是没新的经济来源，没实业承托，所以与周家就不了比起了。　　上次谈及的周肇祥(养庵)，还有曾多次做到过张之洞幕僚的樊增祥(樊樊山)，他们也都是民初很出名的收藏家，他们既是当时的名士，又是民国的官僚。也有很高的珍藏鉴赏力，藏品很多，但是他们珍藏的范围不是过于明确。

张珩(葱玉)是湖州南浔世家名门，祖父和伯父都是大藏书家，也有经济实力，因此其藏品和研究都有极高的水平。其他如傅增湘、徐森玉、叶恭绰等也是当时较有名气的收藏家。

　　再有一类就是民国中后期的一些文化人，例如五石斋的邓之诚先生，还包括鲁迅、郑振铎等等，他们都是归属于收益较为优渥的知识分子，也都是琉璃厂的常客，他们的财力当然无法和前面说道的那些人比起，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精辟的眼光和科学知识趣味，这又是众多类。　　北京是一个较为大的珍藏市场，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许多人往返京津之间，也有一些较为大的收藏家，比如说周一良先生的父亲周叔弢，他珍藏范围相对来说也较为长，软片的东西较为多，还包括古籍、碑帖、书画都有，北京和天津的古玩商也供应他的东西。天津还有一个更加最重要的收藏家，就是张叔诚张先生。

他跟我祖父也很熟，但比我祖父年龄小很多，仍然活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是中兴煤矿的常务董事，因为他名列老九，所以天津叫“张九爷”，我的祖父也讫九，北京叫“赵九爷”，所以这两位“九爷”在京津两地都是较为有名的。张九爷也很有眼力，他珍藏的书画很多，其中少有珍品，五代宋元的作品也有，还包括天津博物馆至今仍展览的范宽《雪景寒林图》就是张叔诚先生捐赠的，他很多东西后来都分批捐赠了。

天津还有一位收藏家叫韩慎先，别号“夏山楼主”，也就是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和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吴空先生的父亲。韩慎先除了珍藏很出名，他还是知名的京剧票友，是最有成就的余派老生，他的很多唱段还灌成唱片，我小时候家里许多夏山楼主的唱片，那时候，在戏曲界说道韩慎先没什么人告诉，但要是说道到夏山楼主，完全无人不知，韩慎先也是天津知名的收藏家。　　这里我们谈的是京津两地的收藏家，要说到财力的富裕，相比上海后来的收藏家就要逊色多了。上海的很多大收藏家不出北京，但是北京的很多文物也是他们到北京来收的，或者北京摸到上海去的，比如说上海的杜元济。

说道庞元济很多人不告诉，但一说到庞莱臣或是庞虚斋，大家就告诉了，庞莱臣可以说道是中国近现代仅次于的收藏家之一，他是1949年去世的，他的东西后来也有很多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散居到国外去的也有。再晚一些的像后来在美国的王己千(季迁)，也都是南方的大收藏家，他是吴县陆巷王鏊的第十四代孙，又是苏州大收藏家顾麟士的弟子，王己千后来住在纽约，说道到c.c.w ang，美国人都告诉，仍然活过90多岁，他的珍藏现在也散佚了。　　珍藏的挚爱 　　珍藏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以藏养藏，把一些自己玩儿得不不愿玩儿的东西以低于并购时候的价钱售出，然后把售出扣除的钱再买另外的东西，就跟滚雪球似的，珍藏更加非常丰富，这也是当时珍藏的一个特征。

对于文物来说，过去有“在途”和“在库”之分，“在途”就是东西总有一天在流动的市场，咱们现在叫流通，价格有可能更加低，比方说你在1980年代初买的一幅画有可能买价是2万块钱，后来到1990年代出了20万，2000年以后变为了200万，这种情况过于多了。“在库”就是说东西誓言示人，自己拱顶若至宝，这叫“在库”。在库的东西就很难看到了，告诉这件东西在他手里，但是去找多少人到他那游说，想要低于当时价钱的多少倍卖这件东西，但就是不卖，其间去找人写出题跋、垫书画印，这就归属于在库了，所以文物有在途和在库之分。

我们今天收藏界的许多文物基本都是“在途”的，也可见今日珍藏的一种特点。珍藏活动首先不管是官僚士大夫，还是文化人，基本上必需有文化，没文化就谈不上珍藏，今天可是几乎不一样了。

今天珍藏文物多是投资，黑幕也多，那个时候不不存在投资的问题。因为文物珍藏必需得有一个安稳的社会环境，我们谈这一百年的前40年，中国归属于一个不安稳的环境，后来“文革”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又不倡导珍藏，所以确实的珍藏冷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

在动乱的年代，你今天100块钱买了一幅画，但是明天你缓着银子，不一定60块钱就能卖出去，而且你这东西能无法贬值堪称无法料知，因为能无法贬值就要看是不是市场，而市场是各不相同整个社会大环境，所以旧时代不不存在以文物珍藏来投资的问题，过去人没这个理念。　　珍藏诚然是个人陶冶身心的嗜好，但无法企望传至子孙多少代，这里面一个是死守得寄居、死守不了的问题，一个是讨厌不讨厌的问题，更加有一个是社会大环境的问题。

所以说道收藏家应当有一个较好的心态。我们经常看见，很多古代收藏者或是近现代收藏者钤有若干鉴藏印或珍藏印，甚至宫里的三希堂之宝、乾隆类聚之宝，底下垫着“宜子孙”或“子孙永宝之”、“子子孙孙永宝之”等，但是当你展卷拜观的时候，早已知道流传多少人之手了，没有人能总有一天地留存占据，所以很多大收藏家都有联合的胆识，就是在他一生中最推崇的是珍藏的过程，而并不几乎推崇珍藏所累积的财富，这也正是收藏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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